吴畅畅 | 从《潘晓来信》到《奇葩说》：青年人究竟在困惑些什么?

吴畅畅，《当青年成为“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学》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华师大—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做过综艺，投身于粉丝社群研究，热衷音乐剧评论，更关注社交媒体或线上行动。

情感结构与媒介建构

2015年下半年，我首次给刚入学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开设了一门专业课程《新媒体概论》。课后，不少年轻的硕士经常会主动告诉我他们平时喜欢看的节目或电视剧。当时大火的《太子妃升职记》，还有刚播出两季的《奇葩说》就是在学生们的强烈推荐下才去看的。同学们对参与《奇葩说》的辩手及其“金句”如数家珍，令我印象深刻。当得知该节目是马东主持时，我心里便“咯噔”一下。马东在《奇葩说》正式上线爱奇艺的十余年前，曾经就职于湖南卫视，主持一档谈话类节目《有话好说》。可惜，该节目因为邀请同性恋群体上节目而被迫停播。没想到十年后他竟然着手把脉青年文化，制作出新版《有话好说》。同学们对这段历史不太了解，并不妨碍他们把马东当作集体心灵的疗愈者和代言人。不到十年，马东制作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再次显示其诊断青年文化的敏感性和实践能力。

我在课堂上问过同学，为什么如此喜欢《奇葩说》，或欣赏节目里各种能言善辩的选手。几乎每一个被问到的同学给我的答案都离不开“解惑”二字，或与之相关。解什么惑？不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的疑惑，也不是对地缘政治、外交事件或经济现况的探究，而是每位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实际遇到的问题、困境或苦痛。以前六季《奇葩说》共195期节目为例。我把每期节目涉及的议题或主题合并同类项后发现，辩论恋爱与婚姻的期数最多，高达65期。紧随其后的是职场，它成为23期节目的讨论焦点。接下来的议题按数量由高至低排列分别是：大众社会与文化（21期）、家庭（16期）、人际关系（11期）、女性主义（10期）、友情（9期）、教育（8期）和其他（32期）。195期节目的话题全是微观层面的，难道这说明节目和青年人都政治冷漠、去政治化？由此产生的对节目的批评着实有些无的放矢。不过，节目的确让我感受到当代新青年出现的某些集体情绪，例如焦虑、困惑或者抑郁。马东和他的制作组是不是敏锐地探知到这些精神症候，对症下药开发出《奇葩说》？

《奇葩说》在青少年群体内部和互联网空间（当时新浪微博正处于“弃政从商”的转型阶段）的走红，是否从反面印证国家某些行政部门的“不作为”？哪些行政部门？处理青少年问题的官方机构不是没有，比如共青团，相反，它们依旧坚挺地存在。只不过，它们习惯于宏观叙事，哪怕要解决青少年遇到的微观问题，那也是以集体的话语统一处理。现在的青少年若遇到与情感、学业或原生家庭有关的状况，他们首选的倾诉或求助对象大多不会是家长或者学校里的生活辅导老师。好朋友甚至在网络上随机遇到的陌生人在青少年身边扮演非常重要的情绪调停者的角色。郭敬明拍摄的《小时代》引发观众对闺蜜和友情的怀旧情绪不就证明他要传达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于，身处一个不稳定的大时代里，人人自危的个体唯有倚靠友谊、爱情和亲情彼此依偎才能幸存于世？而友谊、爱情和亲情代表个体后天发展或天然拥有的私人社会或社交关系。《奇葩说》着眼于此，招募能言善辩、性格多样的同龄人现身说法，帮助青少年厘清、开解自身的人生疑惑。

如果我们使用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方法细读《奇葩说》文本，就会发现它与二十余年前同样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另一则文本高度相似。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5月号刊登署名“潘晓”的一封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我们无法获知这封来信当时究竟在青少年读者群内引发多大的争议和讨论，它成为“媒介事件”却是不争的事实。从5月号刊发这封来信直至年底12月号，《中国青年》杂志社总共收到6万多封来信。或许是通信技术的不发达，许多信件来自几十名甚至上百名青年的联名。读者踊跃来信的程度已远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报刊引发来稿数量的历史纪录。

1980年，《中国青年》发起著名的“潘晓讨论”。[图源：m.thepaper.cn]

《潘晓来信》到底说了什么能够如此直击当时青少年的集体心灵或者“情感结构”？这位署名“潘晓”的青年在信里阐述的疑惑离不开办公室政治、友谊和爱情的背叛等话题……它们和《奇葩说》激烈争辩的人生议题完全一致。然而，两个看起来隔空呼应的文本之间存在本质差别。《潘晓来信》的历史背景是“文革”结束不久，中国驶入经济建设的高速公路上。面对国家转换发展轨道的现实，经历“文革”的青年一代否定价值冲动的意识与对理想主义和意义感的渴望之间相互抵牾，构成他们精神危机的主要症候。至少，“潘晓”们在微观层面上的虚无感和无力感（有点类似于当前的“丧文化”）以仍然坚持理想主义的宏观价值体系为前提。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笃定地认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责任应当成为有意义和价值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套用贺照田老师的说法，这是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留给“文革”后中国的重要遗产。

然而，历经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洗礼，个人主义和商品化思维早已全面植入一代又一代新青年的意识和心灵当中。比如，购买视频网站的点播服务对于新青年而言，是最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和私营媒体的关系属于用户和商家的关系”。可在父辈和祖辈看来，大众媒体提供的视频产品应具有“公共财”性质，就不该收费，因为“我们是读者和观众”。如果“症候阅读”能够帮助我们识别文本里缺漏或潜在生成的问题，那么《奇葩说》中被青年疑惑、愤懑或困苦等消极或激进话语掩盖的沉默或空缺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同作为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割席”，它与《潘晓来信》的本质差别正在于此。小时代的个体同曾经的大时代切割清楚，但切割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想象与愿景，而与强调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主动联姻。于是，个人经验与另一种大历史、大时代辩证地相互嵌套起来。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西方著名的左翼学者大卫·哈维最为清晰地勾勒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史。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已引进国内译成中文。它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最早应当追溯至朝圣山学社的首领哈耶克及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义意在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即背离和放弃已经在二战后盛行数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体系，重新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功能。20世纪80年代英美两国为了摆脱过度生产、经济通胀的局面，决定调转方向，取消国家规制，推行更加激进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默多克收购20世纪福克斯影业后创立福克斯电视台，联邦通讯委员会1996年制定的《通讯法案》都应当放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予以理解。可是，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它作为宏观的经济制度与安排的层面上。新加坡的一位学者王爱华出版的《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又从另一个角度更加细致地阐释新自由主义落地实践的微观机制。王爱华把新自由主义视为针对个体的微观治理术。这多少有点精神分析的路径，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分析工人个体内化工具理性的思路类似。阿多诺讨论工人为何“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或同一性原则时，援用精神分析的重要概念，自我持存。持存的英文单词是preservation，即保存。保存肉身，生存下去。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工人的工资作为其必要劳动时间的报酬而发放，由此它成为维持工人劳动力再生产的唯一途径。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工人可以凭借罢工和抗议行动打破劳资剥削关系的霸权地位。不过，到了长于消费和流通环节分析的法兰克福学派这里，罢工意识逐渐被量贩式消费和文化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另一种通行的说法，即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奶头乐”经济)消磨殆尽，以至于工人面对异化的生产体系很难再去想象新的或者可替代性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只求能够在残酷的、彼此竞争的丛林环境中生存下去。这就是自我持存的意识，它很大程度上较为合理地解释工人“被迫”无意识地内化剥削关系的基本动力。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Aihwa O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6. [图源：douban.com]

回到王爱华这本书，它把新自由主义阐述为个人的微观治理术，算是延续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所倚重的精神分析的思路。新自由主义强调人的创造性的解放，个体各凭本事在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在新自由主义的视界里，个人的贫穷属于咎由自取，自己能力不行，活该当穷人。它鄙视一切维护工人生存权的法案，例如18世纪下半叶英国通过的《斯品汉姆兰法令》。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法案无异于对工人懒惰权利的制度保障。因此，新自由主义灌输在个体身上的关键话语（意识）是“素质”，对应的英语词为quality，即个人能力，即面对市场竞争展现出的稀缺性（十几年前大学流行考取各类证书，不就是大学生为了在求职市场获得更多机会而“被迫”增加自己的素质竞争力？）。个人素质就这么被商品化，被拥有者主动摆放在市场中接受资方议价。经过新自由主义的洗礼，个体出于自我持存的动机，只能自我习得“占有性”或“竞争性个人主义”、“实业家精神”、“消费者主权”以及“人人自危、自我负责”等市场理性与伦理品质。在这个层面上，把阿多诺的一句名言“启蒙运动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主语改换成“新自由主义”也能成立，“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2019年马云在公开场合说的那句话“996是福报”之所以引发巨大讨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制度对个体素质的要求。也就是说，不是任何个体都能进入新自由主义体系受其操纵，他/她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否则连被剥削的资格也没有。

生活在这种几乎无法思考另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并且还要拼命挤进当前制度下方能生存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会结成什么样的关系呢？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卢卡奇早在20世纪初期便使用“物化”来形容。他认为在工人（个体）意识上升到工人阶级（集体）意识之前，他们之间只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这不就是当前青年人最喜欢说的“内卷”的学术表达？人与人的关系被工人简单直接地理解成物与物的关系。人是物，也就是人生活所需的物的生产者，而非拥有者。若要拥有，只有向人的劳动力及其生产的产品的拥有者资本家购买。为了购买物，人不得不高强度工作，挤掉其他竞争者，实践者这个职位对资方来说只具有量的意义（人随时可以被取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能维系在无利益冲突时相安无事（各自帮助资方生产商品），而产生利益冲突时剑拔弩张的脆弱水平上。“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可以说是对这种脆弱关系的精准形容。

《奇葩说》里青年人诉说的各种困惑，以及围绕它们而展开的激辩，若放在这个宏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便不难理解，它也能帮助我们更加容易地把握《奇葩说》同《潘晓来信》的本质区别。《奇葩说》里青年个体的心情—感受—经验—个人主义意识，与历史—观念—社会—新自由主义制度相互缠绕，彼此生成。在这里，我比较同意加拿大华裔学者赵月枝的判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例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它使得特定人群、地点和社会经济领域完全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理性计算模式，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活力，并积极推动其与全球市场的深度整合。新自由主义在城市（而非偏远山区）里落地，塑造出丛林环境，施行社会达尔文法则，“适者生存、弱者淘汰”。这几乎成了每位初入职场的菜鸟必须经历的社会化过程。他们如何处理自己与领导或同事的关系？公司内部的派系斗争，小职员要独善其身，还是选择站边列队？这些残酷的办公室政治无一不在向青年输送焦虑，制造紧张。为了要在大城市生存下去，个人单打独斗能行吗？友情要不要维系？如何维系闺蜜间的“默会知识”才能保证友情长久？除了闺蜜，现在还有一种关系叫敌蜜，就是互相贬损对方，欢喜冤家，可是以欢喜冤家形式存在的朋友关系和爱情的界限又在哪里？一定要在爱情和面包中二选一吗？还是熊掌与鱼可以兼得？上述这些问题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丛林法则和城市中心主义）与阶级性（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却又和全球范围内的青年产生共通。否则好莱坞为什么隔三岔五就会生产出一部提倡当代青年要学会适应丛林法则的大电影，并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通？有批判学者称为“美国梦”。最近几年的有关“美国梦”的电影代表作包括《疯狂动物城》《爱乐之城》（无独有偶，标题里都有“城”字！）。《疯狂动物城》里由拉丁天后夏奇拉演唱的插曲Try Everything（中译为《竭尽全力》），简直就是对新自由主义作为个人治理术的一曲赞歌。不妨这么理解，在新自由主义制度号召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层面上，全世界的青少年走到一起，相互竞争。

奇葩说 第一季（2014）宣传海报。[图源：douban.com]

在此，我并非要批评青年的精神症候，或者怀疑和讽刺视频网站抓住时机迎合青年精神需求的投机性。相比之下，我更关心《奇葩说》的青少年用户实际面临或经历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在临床心理学那里，直接降维成个体、私性或私有化的问题。它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论自杀》里竭力反对的思考方式。一个时代自有它的时代精神，也一定存在专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大转型，让1990年甚至2000年后出生的青少年没有经历过匮乏经济，却在竞争加剧的丛林环境中，深切感受到社会共识和社会信任机制的双重缺失。同时，社会固化导致社会流动放缓，“新穷人阶层”出现。资本和市场逻辑与商业主义进而成为大众社会显性且有效的行动和认知原则。社会结构的变迁，给绝大多数青少年骤然留下各种精神创伤。比如，地理流动（青年背井离乡求学或工作）、超越原生家庭的社会身份（“凤凰男”“农/工二代”的职业跃升）、社群主义的氛围等诸多因素，共同导致大城市里原子化或孤独的个体的形成。他们在潜在的抑郁或躁狂倾向、不断累加的外貌和身材焦虑，还有（国家）宏观叙事和（个人）微观体验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引发的歇斯底里或认知偏执，以及私人边界与公共性的持续碰撞所激活的犬儒心态（“佛系”）或弃权主义与享乐主义情绪（“躺平”）等系列精神“创伤”中，努力幸存下来。《奇葩说》便成了帮助他们努力幸存下来（揭开与疗愈“创伤”，或释放其负能量）的重要方式。

书籍信息

《当青年成为「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学》

著者 吴畅畅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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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

这是一本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学者吴畅畅所著，面向当下互联网、自媒体培育起来的新一代青年人讲授的一个涵盖十章内容的传播学小书。书中，作者从自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作为一个问题”的角度切入，针对年轻人的“友谊”“亲密关系”“成长”“职场”“穿衣打扮”“追星与粉丝”“原生家庭”等热点话题，从传播学的角度做出鞭辟入里的解读与分析。

本书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让信息与传播这样理论性、专业性很强的词语，变得接地气，让传播学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理性看待周边事件，不被舆论裹挟的“金钟罩”“铁布衫”。作者不仅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社会变迁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如新自由主义对青年人困惑的影响，还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个体行为，如社交媒体空间的流通性问题，语言与心灵的关系等。

书中，作者详细解读了新自由主义与青年人的困惑，指出新自由主义下的 “生存挑战” 不仅仅来自经济压力，还包括了职场竞争、友谊和爱情的困境等多方面的压力。同时，作者还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语言与心灵的关系，揭示了语言如何在我们的思考、情感和交流中扮演关键角色。

此外，本书还深入剖析了粉丝文化的起源与演变，以及饭圈与青年日常生活实践理解。作者指出，粉丝文化的起源与演变，从最初的“迷群”，到“粉丝”概念的诞生，再到粉丝文化的高度政治化，都体现了粉丝群体不断自我强化，对自身身份认知和权益保护的努力。

〇本文节选于吴畅畅《当青年成为「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学》。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当青年成为「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学》。

〇编辑、排版：野马尘埃

〇审核：林岭、烟波